翰林四谏

黄体芳与宝廷、张佩纶、张之洞四人，时称“翰林四谏”，有大政事，必具疏论是非，与同时好言事者，又号“清流党”，此乃时人公论，亦为《清史稿》本传的定论。

黄体芳与宝廷、张佩纶、张之洞四人，时称“翰林四谏”，有大政事，必具疏论是非，与同时好言事者，又号“清流党”，此乃时人公论，亦为《清史稿》本传的定论。黄体芳仕宦生涯的转捩点，为光绪五年四月的《遵议已故主事吴可读〈请预定大统之归折〉折》。光绪五年，吏部主事吴可读趁下葬同治皇帝之机，服药殉葬，遗折中指责“两宫皇太后”不为死去的同治皇帝立嗣，反而为咸丰立嗣，违反了“祖宗家法”，担心帝系旁移，要求“将来大统”仍归同治之后。这一“将来大统之归”的尸谏，实际上威胁着“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合法性，因为如果当时的皇帝是同治之后，而非同治的平辈，那么“两宫”就不是“皇太后”，而是“太皇太后”，也就失去了垂帘听政的资格。故“两宫皇太后”着“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妥议具奏，希望群臣为之辩解。黄体芳在“议承大统”中脱颖而出，不但很有逻辑性地为“两宫皇太后”脱困，还辞严义正地对吴可读尸谏引起的社会舆论作了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