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立其诚体现的文格与人格关系

一、“修辞立其诚”的传统含义

“修辞立其诚”出自《周易·乾卦·文言》：“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古人的解释要属孔颖达《周易正义》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德谓德行，业谓功业，九三所以‘终日乾乾’者，欲进益道德，修营功业，故‘终日乾乾’匪懈也。‘进德’则知至，将进也;‘修业’则知终，存义也。‘忠信所以进德’者，复解进德之事，推忠于人，以信待物，人则亲而尊之，其德日进，是‘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者，辞谓文教，诚谓诚实也。外则修理文教，内则立其诚实，内外相成，则有功业可居，故云‘居业’也。”由此可见，古人“修辞立诚”是为了“进德事，建功立业”，古代崇尚“三不朽”是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一种永恒价值。

《周易》多认为是周代的占筮之书，既然是卦象占卜，关乎国家命运之事必须要“诚”和“惕”。“诚”，《说文》：“信也，从言成声”;“惕”，《说文》：“敬也。”这个解释也是通的，《周易》爻辞可能是对君子事神虔诚敬畏的说明，古人对祭天事神之事是非常虔诚的，认为用诚心可以打动上天，从而得到庇佑，所以周人已将祭祀中对神的诚信作为胜负成败的关键，这种由敬畏神灵而产生的诚意已经上升为一种最高的道德规范，在儒家礼教发展之后，“诚”又成为包括写作在内的各类礼乐活动的伦理要求，由一种原始的宗教心理活动发展为一种社会化的伦理意识。

二、“修辞立其诚”的发展

祭祀的最终目的是祈福，保佑后代的平安，祭祀者不敢不用诚实的语言和神对话，也不得不把“忠诚”作为修辞的最高准则。古人所谓的修辞更多的是达意传情，传递信息的手段，随着时代的发展，“修理文教”不能包含“修辞”的全部含义了，不仅需要“能说”，更需要“会说”。《周礼》中“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明确指出修辞同风雅颂、赋比兴关系非常密切，《荀子》中具体说明比喻手法，并把修辞视为“谈说之术”。

到了西汉，刘向在《说苑·善说》中列举前人实例说明修辞是“安国立命”的手段，“夫辞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无辞，安所用之。昔子产修其辞而赵武致其敬，王孙满明其言而楚庄以惭，苏秦行其说而六国以安，蒯通陈其说而身得以全。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故辞不可不修，说不可不善。”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繁，于是纵横家各国游说，进行口舌之争，用华丽的语言劝说别国，所以言语修辞极盛。

三、“修辞立其诚”与现代修辞学

“修辞立其诚”一般理解为修养问题，实际上其中包含的不仅仅是道德修養的问题，还有动机与效果，形式与内容，主观行为和社会实践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其实“立诚”这一准则把修辞活动分成两个部分，一是用真话沟通理解，以达到最终的交际目的;二是用浮华之辞蒙骗对方以达到交际的目的。20世纪上半叶，一批崇尚传统和借鉴国外修辞学的学者展开了新旧两派的斗争，这时主要借鉴的是日本和西方先进的修辞学理论，以日本岛村泷太郎的《新美辞学》为代表，该书将“美”视作修辞学的核心概念，于是国内的有些学者认为修辞学就是美辞学，便认为辞格就是修辞学的全部内容，春秋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就是很好的例证，这明显偏离了“立诚”的传统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