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遭遇王开岭

1999年，《信息日报》载有一篇文章，题为《迟到17年的判决》——

三十五年前，学炼油专业的青年周永臣，千里迢迢来到西北兰州，怀着一腔赤诚，甘为祖国的石油工业奉献自己的青春。仅仅三年，“文革”开始了，周因“窃听敌台罪”被捕，继以“反革命”嫌疑被判入狱三年……刑满后，周背着破铺卷返回原籍，谁知，望眼欲穿的父母没等到儿子回家就相继离世，此间，大哥也含冤自尽。之后，周永臣住在一间5平米的窝棚里，形影相吊，凄风苦雨，开始了长达27年的拣破烂生涯。“文革”结束后，周永臣像无数含冤者那样乞盼平反，未料这一等就是20年。直到1996年元月，才有兰州来人，向他宣布平反决定，同时递上一份兰州中院改判其无罪的复印件。周永臣接过该纸，从头看到尾，从尾追到头，不禁惊呆了：原来，这纸迟来的判书——竟是1979年签发的！竟拖延了整整17年才抵达受害人手中！17年！周永臣呜咽道：“79年，我还不到40岁，还可为国家工作20年，可现在……”他脆弱的神经再也无法承受这一现实，精神恍惚，万念俱灰，元月底，周永臣悬梁自尽。

读完这则报道，我禁不住掩面长泣，为一个卑微的生命从青春到白发、从英姿勃发的励志到双目枯陷的绝望……我久久地黯然，揣想着那纸尘封17年的判决于一双颤巍巍的枯手是何等的沉重，那迟到的光亮给一位拣破烂的老人蒙上了怎样意想不到的漆黑？

哪里什么自杀？分明是他杀，铁证如山的他杀。

又岂止是潦草的“命运”二字所能遮蔽得了的。

一个艰难挺过了六、七十年代的人，为何竟在90年代走上了黄泉路？一具没有被罪绳勒垮的血肉之躯，为何在突如其来的松绑后却魂飞魄散？人，何以被轻蔑、被遗忘到如此卑贱和末芥的地步？生命何以被愚弄至此？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周永臣唯一可剩的就是以死弃权？就是甘于宿命的自我凋谢？为什么悲愤之余没有去申诉去抗议？至少也该效仿“秋菊”讨一个诚意或说法吧？什么原因使他竟凑不齐一丝勇气去迎对这惨淡呢？

固然有性格因素，但我以为这并非主要，深处的原因恐怕尚在于一种牢固的政治文化心理和积弱习惯——它主宰着主人对环境及个体的一切看法，注定了他对命运的无异议领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