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立其诚作文

“修辞立其诚”是《易传文言》中的一句话，很简单的讲就是要作文章要从心底来说真话。昨天我看了黄庭坚《答洪驹父三首》（《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六）这篇文章，感触颇深，集中起来就是这句“修辞立其诚”。

“老夫绍圣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旧所作读之，皆可笑。绍圣之后，始知作文章”（《答洪驹父三首》），分界在绍圣前后是很有道理的。高太后去世后宋哲宗便改元“绍圣”，绍圣改元标志着北宋后期新党执政，旧党垮台。绍圣前，元丰八年四月，司马光在一封奏章中，也承认新法有“便民益国”之处，建议“为今之计，莫若择新法便民益国者存之，病民丧国者去之”（《上哲宗论新法便民者存之病民者去之》，《国朝诸臣奏议》卷一一七，《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三题作《乞新法之病民丧国者疏》）；吕公著谈的更详细，他在《上哲宗论更张新法当须有术》（《国朝诸臣奏议》卷一一七）中说，青苗、免役、保甲等法是有一定益处的，需要改造，不宜一并废除，司马光明确表示这和他的认识相同。但是元佑元年三月，司马光、吕公著等执政，使新法荡然无存，这都是意气在作怪。黄庭坚所谓“不知作文章斧斤，取旧所作读之，皆可笑”，也便是此。

元佑四年至元佑七年，几年间，元佑党人蓄意炮制“车盖亭诗案”等，借以置蔡确于死地，并对熙丰新党进行了大规模的清除。绍圣后，新党在仿效元佑的同时，则明显具有彻底禁锢整个旧党集团，使之在仕途上永不得翻身的目的。黄庭坚的这篇文章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写成的，元佑、绍圣更化很明显的影响到文学创作，字这种意气之争的状况下，文人们没有做到“修辞立其诚”。

黄庭坚告戒他的外甥洪驺说：“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答洪驹父三首》）这个“好骂”是短处，黄庭坚说的很有道理的，“文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同上）。罗大经《鹤林玉露》中记载：“东坡文章，妙绝古今，而其病在于好讥刺。文与可戒以诗云：‘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盖深恐其贾祸也。乌台之勘，赤壁之贬，卒于不免。”（乙编卷四，“诗祸”条）苏轼在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期间，对新党人物的贬词中多以“骂”为主，言过其实，有人问他为什么，他也说不清楚，说到实处，只是一个“意气”。鲁迅先生的文章也以“骂”为主，但他的“骂”多是实实在在的（当然也有些，不尽为实），文风泼辣是好事，但是也有个限度，能做到“修辞立其诚”，便是好事，过犹不及，不适中是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