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偶之家主题思想

《玩偶之家》戏剧，通过女主人公娜拉与丈夫海尔茂之间由相亲相爱转为决裂的过程，探讨了资产阶级的婚姻问题，暴露了男权社会与妇女解放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而向资产阶级社会的宗教、法律、道德提出挑战，激励人们尤其是妇女为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为争取自由平等而斗争。

《玩偶之家》创作于1879年。女主人公娜拉出身中等家庭，美丽活泼，天真热情。她热烈而真诚地爱着自己的丈夫海尔茂。为替丈夫治病，她曾冒名举债，又熬夜抄写文件，挣钱、省钱，偷偷还债。如果需要，她甚至表示可以为丈夫而死。但她的丈夫(过去的银行职员，现在的银行经理)，却是个虚伪自私的资产阶级市侩，他平时管她叫“小鸟儿”、“小松鼠儿”，可一旦知道娜拉曾冒名举债，危及自己的社会名声和地位时，便一反常态，大骂她是“犯罪女人”，还扬言要剥夺他教育子女的权利，要对她进行法律、宗教制裁。后来，当债主受女友感化，退回了冒名借据时，他又转变态度，表示要永远爱她和保护她。经此转折，娜拉终于看清了自己的“泥娃娃”处境，发现自己不过是丈夫的“玩偶”，于是对保护这家庭关系的资产阶级法律、道德、宗教，提出了严重怀疑和激烈批判，并毅然离开了这个“玩偶之家”。娜拉是个具有资产阶级个性解放思想的叛逆女性。她对社会的背叛和弃家出走，被誉为妇女解放的“独立宣言”。然而，在素把妇女当作玩偶的社会里，娜拉真能求得独立解放吗?茫茫黑夜，她又能走向何处?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说： “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其实也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确实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女主人娜拉表面上是一个未经世故开凿的青年妇女，一贯被人唤作“小鸟儿”、“小松鼠儿”，实际上上她性格善良而坚强，为了丈夫和家庭不惜忍辱负重，甚至准备牺牲自己的名誉。她因挽救丈夫的生命，曾经瞒着他向人借了一笔债;同时想给垂危的父亲省却烦恼，又冒名签了一个字。就是由于这件合情合理的行为，资产阶级的“不讲理的法律”却逼得她走投无路。更令她痛心的是，真相大白之后，最需要丈夫和她同舟共济、承担危局的时刻，她却发现自己为之作出牺牲的丈夫竟是一个虚伪而卑劣的市侩。她终于觉醒过来，认识到自己婚前不过是父亲的玩偶，婚后不过是丈夫的玩偶，从来就没有独立的人格。于是，她毅然决然抛弃丈夫和孩子，从囚笼似的家庭出走了。

但是，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这是本剧读者历来关心的一个问题。易卜生出生于一个以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国家，周围弥漫着小资产阶级社会所固有的以妥协、投机为能事的市侩气息。对这一类庸俗、虚伪的政治和政治家，他是深恶痛绝的，甚至如他自己所说，不惜与之“处于公开的战争状态”。但是，这里也相应地产生了挪威小资产者易卜生的悲观主义。弗朗茨•梅林在一篇关于这位剧作家的评论中指出：“易卜生再怎样伟大，他毕竟是个资产阶级诗人;他既是悲观主义者，并且必然是悲观主义者，他对于本阶级的没落便看不见、也不能看见任何解救办法。”这位剧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只能唯心地歌颂“人的精神的反叛 ”，把具有这种反叛精神的主人公当作“高尚的人性”加以憧憬。他限于环境和阶阶，看不见革命的政治和政治家，更不信仰他根本无从接触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也就不能在坚实的历史基础和生活基础上为他的主人公开辟真正的出路。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娜拉要真正解放自己，当然不能一走了之。妇女解放的着急当然不在于仅仅摆脱或打倒海尔茂之流及其男权中心的婚姻关系。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一语中的地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因为“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娜拉在觉醒之前所以受制于海尔茂，正由于海尔茂首先在经济上统治了她。因此，娜拉要挣脱海尔茂的控制，决不能单凭一点反叛精神，而必须首先在经济争取独立的人格。她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妇女的解放，必须以社会经济关系的彻底变革为前提。她所梦想的“奇迹中的奇迹”，即她和海尔茂都“改变到咱们在一起儿过日子真正象夫妻”，也只有在通过改造社会环境而改造人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有可能。

在世界文学史上，易卜生曾经被称为“一个伟大的问号”。这个“问号”至今仍然发人深省，促使人们思考：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被摧毁之后，还应当怎样进一步消除和肃清易卜生在《玩偶之家》等剧中所痛斥的资产阶级的传统道德、市侩意识及其流毒。在这个意义上，易卜生的戏剧对于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无产阶级，正是一宗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