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清明节。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年多了。母亲在，家在;母亲走了，家里总觉得缺少了许多。

母亲去世后，每次去看望父亲，走到家门口，总想喊一声妈走进屋里才蓦然惊觉，母亲已经走了。每每此时，总禁不住眼眶潮湿，一阵心悸。在邻居和亲人们的眼里，我们兄妹五人都是孝顺的，但比起母亲的孝道来，我知道我们还差得远。

父亲在兄妹六人最小，母亲嫁给父亲的时候，爷爷已经岁数很大了。当时家里只有间半草房，一间住室，半间灶台。新婚的父母只能和爷爷住在一间屋子里，一住就是十年。

十年里，母亲从未嫌弃过爷爷。冬天让爷爷住炕头;夏天让爷爷住炕梢。早晨的第一盆洗脸水打给爷爷;饭熟了，第一碗饭先盛给爷爷。

在爷爷病重弥留之际，母亲从盐罐底扒拉出两片肉，用小铁勺在灶口煎好，任凭我怎样央求也没舍得给我吃一小口，全部捣碎喂给了爷爷。爷爷活到八十八岁，在缺食少医的六十年代，绝对称得上是高寿。在爷爷的最后十年里，浸透着母亲多少贤惠和孝道啊!母亲去世时，尚健在的姑姑告诉我，她梦见我爷爷了，梦里的爷爷开心的笑着，是为了能和他贤惠的儿媳见面吧我有一个坏脾气，工作中见不得人喊苦喊累，有时甚至为此伤了和气。

经常有人问我，工作忙吗?累吗?我总是说不。因为我知道，比起母亲一生的辛苦劳累，我工作和生活中的一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林徽因曾写道：死是悲剧的一章，生则是一场悲剧的主干。用来形容母亲的一生十分贴切。

母亲命运坎坷，多历磨难。她三岁时，身为抗日骨干的姥爷被汉奸杀害，幼年失怙;少年时溺水，幸脱大难;上山拾柴曾遭遇野狼，惊吓惶恐;中年时患上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彻夜难眠，精神错乱，几近疯癫;年纪大时，哮喘严重，稍微一累便喘得厉害在艰难的岁月里，母亲用赢弱的身躯支撑着这个家，庇护着我们长大。母亲心灵手巧。

我也能下厨房，做出的饭菜也常常得到朋友的褒奖。但我做的红烧肉，怎也做不到母亲的入口即化、香而不腻的程度。每每面对满桌肴馔，也总是怀念母亲红烧肉的味道。

小时候，端午节弟弟妹妹身上的荷包、春节时窗户上的窗花，细致精巧，堪称艺术品，它们都出自母亲粗糙的双手。母亲的手工，给贫寒的日子平添了几分温馨和乐趣。我们兄妹五人，吃穿用度全凭母亲的一双巧手。

家境贫寒，衣服鞋袜难免缝缝补补的，但母亲总能让我们都能穿上可体应季的衣服。上初中的时候，军装可称得上是奢侈品，那诱人的军绿让人垂涎不止，谁要是能穿上一件军衣别提多荣耀了。母亲看透了我的心思，东挪西借，从供销社扯来一块军绿布，仔细剪裁，细密缝制，给我做了一身漂亮的军服。

穿着上学，同学们都惊讶地围着我，追问谁送给了我一身军装?我告诉同学们是母亲手工缝制的，他们那羡慕的神情让我得意极了。母亲一生坚强。那年我因车祸受伤，右臂骨肉粉碎，几近截肢。

住院期间，伤痛让我彻夜难眠，同病室的伤者呻吟呼号，只有我一声不吭，连止痛药几乎都不吃。人们都说我能扛，可他们哪里知道，我骨子里流淌着的是母亲的血液。母亲辛苦劳累了一辈子，饱经风霜，承受疾病和贫困的苦难。

从没有过抱怨和妥协，可以说母亲的一生是与命运抗争的一生。即使生命的最后阶段也体现了母亲的坚强!母亲在世的最后三、四年，她经历了两次脑出血。第一次，在母亲的坚韧毅力下，身体基本康复。

她努力地锻炼自己，自理生活，生怕给我们增添一点负担和麻烦;第二次脑出血出院后，她也总想努力地让自己站起来。每次搀扶着母亲，看着她咬着嘴唇，艰难地想迈开步子时，我总是热泪盈眶。若不是母亲同时患上了真红细胞增多症，我坚信母亲一定能再次站起来。

母亲爱我们。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兄妹五人很少被母亲呵斥，我们在母亲的疼爱中长大。唐山大地震时，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母亲用手护着我们的头，说：没事的、没事的母亲每次病重，她都坚强地说：我不能死，我怕你们成了没妈的孩子。

我离家最长的时间是读师范的两年。母亲怕我在学校吃不饱，我每次离家上学，她总是给我带上一包亲手做的油炒小米面。母亲做的油炒面，色泽金黄，不生不糊，放上点糖，开水一沏，可算得一道美食。

现在偶尔从超市买回的油炒面，比母亲的味道差得远了。我爱吃烙饼，在少肉缺油的年代里，母亲烙的白面饼很厚，层数很多，外皮酥脆，里面软熟，很是好吃。在我上班后，每次回家，母亲总是给我烙饼，稍微时间长一点不回家，母亲就烙上几块饼，让父亲风尘仆仆赶到县城送给我子欲养而亲不待。

母亲啊，你为什么不多在世几年呢?2013年农历八月二十四晨七时，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母亲走时，流下了两行热泪，我知道，她深深地眷恋着这个世界，深深地眷恋着我们。我知道，她多想再享受几天这迟到的晚年幸福生活站在母亲的坟前，依稀觉得母亲的音容宛在;而纸钱燃起的缕缕青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母亲已经走了。

我再也听不到母亲喊我的乳名，一声轻轻的呼唤吃饭了。一个地下、一个地上;一个里头、一个外头;阴阳两隔，永不相见!去年调零的花朵，今年就要再次绽放，而我的母亲呢?抬头望望天空，澄澈高远。我忽然想，如果真有地狱和天堂的话，母亲一定在天堂里，微笑着看着我们，佑护着我们母亲，天堂里的母亲，安好!【怀念母亲】母亲的娘家是在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

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土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之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甥女还长我一岁啊。

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里，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

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

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

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

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

与母亲相依如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

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

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为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姑母时常闹脾气。

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

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

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

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肉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

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

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

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性格，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当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

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

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说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

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

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都是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

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

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早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

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

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

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投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

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

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

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到西南来。

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像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详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

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去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像得到，没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

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

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

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