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给我们的启示

乡贤费孝通先生1948年著《乡土中国》，是中国社会学的经典之作，虽然历史的洗礼已逾70年，但专著中所展现出的思想深度，一个忧国忧民的学者，探索如何让中华复兴的情怀，在新中国7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重温，仍然具有理性的光辉，人文的忧思，家国的关照，更有对今日中国如何向前走、向善走的借鉴。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先生论述了14个问题，涉及到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包括个人，家族、人与人之间，人与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城乡治理，城乡矛盾与冲突等等，其首创的“差序格局”等原创观点，至今仍然是了解中国社会的钥匙。其中三点对今天的社会治理，有很多启发，即熟人社会、文字下乡、长老统治。只有了解过去的中国，了解中国的文化，才能在规划和建设新中国的实践中，顺应国情、民情、民心，扬弃中华传统文化，才能更好地引导中国人民共同投身到复兴中华文化的伟大事业中来。

生熟社会消此彼长。熟人社会是我们曾经绕不过的坎。就连当年费老到江村调查也是因为姐姐费达生在开弦弓村从事乡村工业，营造了熟人圈子。有了这种关系，他才能在江村一边疗伤，一边走访调查，写出了煌煌巨著《江村经济》。

70年前如此，即使是在4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也是如此。在吴江这个小城市，如果你要是不认识周围的人，要想办点事情，困难可想而知。当时的政府治理社会，主要是以计划和管制为主，人员不能随意流动，其它生产要素也不能随意流动，有限的流动必需得到批准，社会的发展动力几近枯竭。无论企业或个人，要想为了发展或是生活所需，不得不与政府部门打交道，寻求行政许可，不找熟人真是比登天还难。于是，你不得不找熟人，或者通过其它办法，将陌生人变成熟人，才能办理原来就可以办理，而只是因为不认识，或不熟悉而无法办理的事情。最极端的就是只要是熟人，不好办的事情也能办；不是熟人，即使好办的事情也办不成。

在乡村，大家都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空间，各家的家长里短，人间的恩爱纷争，大家都了解的清清楚楚，甚至于连各家三代内的源流脉络都了如指掌，谈隐私那是奢侈。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看上去很美，实际上每个人都生活在透明的社群里。极端的例子是村里面哪怕是来了一个陌生人，不管是谁家的亲戚，大家都要走过来“关心关心”，这种熟人式的影响甚至是伤害，要每个人共同承担。

只有经过改革开放，对生产关系进行了改革，生产要素的配置以市场作为决定性的作用。当今的城乡社会中，熟人社会的桎梏影响还存在，但越来越淡薄。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后的40年间，有近90万新吴江人源源不断地涌进吴江，并在这里安心地工作和生活，发挥他们的聪敏才华，实现人生价值，就是因为他们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并不需要找熟人才能解决。最典型的改革例子就是吴江对行政审批的革命，将所有政府需要审批许可的部门工作人员集中在一个大厅里，不需要认识人，更不要找熟人，只要你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材料齐全，就能一窗搞定，限时办结。

而在农村，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更多的人工作和生活离开了乡村，也离开了熟人社会存在的环境。如今，根在乡村的人们，主要是在节日期间，还会与亲朋好友聚合，平时的人情交际，也是礼尚往来，客客气气，每个家庭的生活，再也用不着别人来“关心”了，大家不再成为透明人，拥有隐私正在成为人人享有的人权。

走进城市，熟人社会的环境已不复存在，大家都成为陌生人，不再需要考虑自己做事情时，亲朋好友的感觉和评价，没有人过分的关心你，甚至是对门的邻居，也互相不干扰的生活，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心理负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年轻人喜欢到城市来生活，哪怕生存的压力再大，也是乐此不疲。

熟人社会的社会结构已经瓦解，陌生人社会已然来临。

文字下乡到城乡一体。在费老观察的乡土社会中，城乡二元对立甚至是割裂的，农民生活和生产，主要依靠经验或口口相传约定，对于以文字为代表的文化和科学，实际上是不需要的，文字没有下乡的社会基础和需求。城市越发展，农村越凋敝，城市光鲜亮丽，农村赤贫如洗。费老多么希望，文字能尽快下乡，多多下乡。

就是在进入新中国，实行了计划经济，城乡二元社会差距也是非常明显的，农村不断地供养城市，而城市不反哺农村。这就解释了当时一张城市户口洛阳纸贵的社会现实，多少农家子弟要想跳出农门，要么当兵要么考大学，其它的途径几乎没有。为了拥有一个城市户口，上演了不知多少人间悲喜剧。只有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城乡对立鸿沟才在逐渐缩小。

在吴江，城乡统筹发展，一体发展，城乡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已经成为现实。在风景优美，经济条件好的乡村，农村居民反而成为城市居民羡慕的对象。文字下乡已经不是一个社会问题，城乡已经一体化规划、建设和管理，城乡居民基本平权，享有共同的教育、就业、医疗和养老权利，享有共同的公共产品服务。当年费老在观察中国社会中，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有预料到，只是过了70年，在吴江城乡割裂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这是中国社会巨大进步的一个缩影。

长老统治到法治为本。长老统治乡村是中国长久的传统，长老制的普遍体现就是“孝”，老人是最高权威，任何人不得侵犯。在一个家族，就体现为族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人与人之间，或人与社会之间发生了矛盾，由长老或族长来处置，处置的依据，往往是所谓的“家法”或传统。中国政府管理社会一直有着皇权不出县的传统，即县以下的纠纷，主要是依靠乡间的士绅、长老或族长来处置，除非乡民坚决地到县衙来告状，长老统治乡村带来的随意性等弊端显而易见。在吴江农村，一种“吃讲茶”的习惯，也可以说是长老统治的具体表现，村民间的纠纷，在茶馆里边吃茶，边由所谓德高望重的长老来裁决是非，政府的行政力量在解决冲突中是缺位的。

建立新中国后，中国的行政力量逐步向乡村渗透。乡村虽然实行自治，但这个自治是在党领导下，村民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村民委员会被称作行政村，意即行政管理下的村级自治组织，农村的社会管理，是在法律的框架下开展自治。

改革开放以来，村级组织的村民自治、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越来越强调了法治为本。村民间发生纠纷，再也不会去找长老或是族长（社会的飞速发展，老年人已经无法掌控社会，他们反过来经常要向小辈讨教），也不需要“吃讲茶”来断是非，要么找村民委员会调解，要么直接报110或上法院来判断是非曲折。

从长老管理乡村，到以法治村，改变的不仅是村民习惯，更是观念。法律是保护所有人的武器，既有实体的内容要求，更有程序的严格规定，而不是因人而异的长老主观随意判断。

70年变化有很多，可以说这70年是中华民族5000文明史中变化最大的70年，从物质形态到思想意识，从人民生活到社会变迁，每一点都可以说道说道。但是，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是最大最深刻的变化。

怀有拳拳报国心的费孝通先生在他的文集出版时说，“如果此书（包括《乡土中国》）能对一些后来者发生一点启发的作用，于国于民作出更大的贡献，这将使我感到三生有幸了”。

70年前费老在观察中国乡村社会时，提出的许多问题，包括前面所述的三个问题，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既为费老对社会观察的深刻而佩服，也感叹社会进步如此神速，更庆幸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亲身参与了这场伟大的变革。

站在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节点上，再一次重温家乡先贤的论述，更让我们在享受巨大成就时，多了一份清醒、一份警醒。前方的路还长，困难还很多，初心不忘，追远慎行，方得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