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抡(曾国藩后人)

　　

"曾家那么多代，没有一个是坏人，这比什么都重要，"这句话出自哪里

　　出自曾宪华的一句话：【曾国藩的这些后人也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再也没能有人超越曾国藩。有人曾对曾国藩的第五、六代后人中没能再出现一个显达人物而表示遗憾，曾宪华则觉得：“曾家那么多代，没有一个是坏人!这比什么都重要! ”】　　

雅礼走出了多少院士

　　雅礼中学培养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陈能宽、金岳霖、曾昭抡等14位两院院士，厉以宁、梅可望、吴基传等一大批知名专家学者。　　

化学家有哪些

　　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门捷列夫（Dmitri Ivanovich Mendeleev） 约翰·道尔顿（John Dalton） 安托万—洛朗·拉瓦锡（Antoine—Laurent Lavoisier） 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 玛丽·居里（Marie Curie） 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Frederic Joliot－Curie） 伊雷娜·约里奥—居里（Irène Joliot—Curie） 汉弗莱·戴维（Humphry Davy） 罗伯特·玻意耳（Robert Boyle） 约瑟夫·路易·盖—吕萨克（Joseph Louis Gay—Lussac） 琼斯·雅可比·贝采里乌斯（Jons Jakob Berzelius） 约翰·鲁道夫·格劳伯（Johann Rudolf Glauber） 卡尔·威廉·舍勒（Carl Wilhelm Scheele） 尤斯图斯·冯·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 卡尔?肖莱马（Carl Schorlemmer） 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 李远哲（Yuan Tseh Lee） 钱永健（Roger Yonchien Tsien） 下村修（Osamu Shimomura ） 马丁·查尔菲（Martin Chalfie） 万卡特拉曼·拉玛克里斯南（Venkatraman Ramakrishnan） 托马斯·斯泰茨（Thomas A.Steitz） 阿达·约纳什（Ada E.Yonath） 葛洪 卢嘉锡 侯德榜 黄鸣龙 张青莲 袁翰青 李方训 柳大纲 黄宪 蒋明谦 杨承宗 王琎 高济宇 勒夏特列（Henri Louis Le Chatelier） 迈克尔·格兰泽尔(Michael Gratzel) 杰奎琳·巴顿(Jacqueline K. Barton) 贝恩德·吉斯(Bernd Giese) 加里·舒斯特(Gary B. Schuster) 本杰明·李斯特(Benjamin List) 杰弗里·伯德 Zinin 林纳斯·卡尔·鲍林（Linus Carl Pauling） 约瑟夫·普利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 傅鹰 海特勒（Walter Heinrich Heitler） 欧仁·舒莱尔 拉斯-贝克那登 曾昭抡 Barry Martin Trost 孟鸿 理查德·施罗克 卡西来尔·芬克 特拉维斯·麦克林 D.基林 　　最伟大的化学家-门捷列夫　　伟大的女科学家-居里夫人 微生物学的奠基人-巴斯德 20世纪最伟大的化学家-莱纳斯·卡尔·鲍林　　

为什么说曾国藩教子无方

　　曾国藩出身低微，然而他不仅学识渊博、见识阔宏、文武兼备；而且当时的朝庭信赖他，满朝文武官员钦佩、尊敬他；死后被谥为“文正”、被誉为“中兴之一名臣”。曾国藩的一生，谦虚诚实教子有方。他的儿子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自修英文，成为清末著名外交家；纪鸿研究古算学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他不幸早逝；他的孙辈也出了曾广钧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昭抡，曾约农这样的学者和教育家。 　　如果这都叫无方的话，那么只能说，曾国藩的子孙没有一个能接近或者达到他的高度，没有人光宗耀祖！　　

谁能提供<为什么我们没有培养出文科大师>吴树青这篇文章原文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南迁，在湖南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不久，上海、南京相继沦陷，长沙临时大学不得不再次西迁云南，在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1938年5月开始上课，到1946年5月宣布结束，西南联大在昆明整整八年。　　八年中，西南联大不仅集中了一大批著名教授和学者，做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使昆明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教育文化中心之一，而且也为国家培养、造就了相当可观的优秀人才。这些人才当中，有许多是蜚声中外的一流科学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所以，西南联大被学术界公认为战时中国办得最成功的大学。世界著名的科学史学家李约瑟称联大可与牛津、剑桥、哈佛相媲美。　　今天，回顾、缅怀西南联大的办学历程，其中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可资我们学习和借鉴呢？　　一、广泛吸纳一流的师资　　西南联大的办学者、三常委之一梅贻琦认为：“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之。”他说，“师资为大学之一要素，吾人知之甚切，故图之也至极。”正是由于其深知著名教授授于大学的重要意义，所以他们才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从各方聘请名师来联大任教。联大八年，其教师常年维持在350人左右，其中教授、副教授占教师总数一半以上，约179人，这在当时国内大学中是绝无仅有的。连国民 *** 教育部也称它是“囤集教授”。不仅数量多，联大教师的阵容也是国内大学中力量最强的，几乎当时所有主要学科的权威和领军人物都集中在联大。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院士81人，联大教授有26人。　　这些教授在基础教育阶段，受到了严格的中国传统教育，同时又有留学欧美的经历。据统计，西南联大179位教授中，97位留美，38位留欧陆，18位留英，3位留日，23位未留学。联大三常委中，两位留美，一位出洋考察过。5位院长，全为留美博士。26位系主任，除中国文学系及两位留欧陆，3位留英外，皆为留美。真正是会通古今、会通文理、会通中西的人物。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堪称为联大教授的典型代表。他能背诵“十三经”全文，通晓14种外国语言文字，并多次为国际学术界知名学者解答疑难。他在联大讲授隋唐史时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过去未曾讲过的。”何等的学识与气魄！　　西南联大有如此强的教师阵容，是由于联大在选人、用人上有几个特点：　　一是注重竞争。做教师的时刻都能感受到教学与研究的压力。西南联大的必修课多由有名望的教授担任，而选修课则由青年教师来上，往往是一门课由几位教师同时来上。如中国文学系的“楚辞”课，就是由闻一多、罗庸、游国恩、彭仲铎来上，各人讲课的角度不一样。闻一多是从研究古代神话的角度讲授，罗庸则从楚辞、诗经到五言、七言诗的过度这个角度来讲的。又如中国通史是联大各学院学生都要上的课程，这门课由吴晗、雷海宗和钱穆来讲。吴晗用“纵法”来讲制度演变史，雷海宗用“横法”讲历史循环论，而钱穆则讲中国史大纲，否认中国封建社会的存在，宣扬复古主义思想。学生可选其中任一位教授的课听，如果时间安排得过来，几位教授的课都可以去听。此举于学生可以开阔视野，于教师无疑是一种教学压力。而这种情形在联大则是极平常的事情。　　二是善于激励。为了稳定优秀教师，联大规定：教师在联大任职满五年，而学校又有意续聘的，教师提出申请并经教授会同意，可以带薪到国外大学或研究机构访学休假。在联大期间，曾有数十位教师到国外著名大学访学研究，保证了这些教师得以不断提高和学术创新。　　三是选用教师不拘一格。西南联大集中了我国当时大批一流的教授学者，人才济济，强手如云。这里自然是一个讲求资历的地方。但联大也力求做不拘一格，惟才是聘。论资历，沈从文只上过小学，华罗庚中学没有毕业，钱穆也没有大学学历，但丝毫不影响联大聘他们做教授。另外，费孝通、钱钟书、吴晗、卞之琳等人都是联大期间新聘的教师。这些人后来都成了闻名中外的学者。　　二、学术自由，教授治校　　大学是教书育人、研究学术的地方，享有学术自由、实行教授治校是理所当然不证自明的道理。西南联大之所以办学成就斐然，就在于它能顶住来自外部的种种压力，维护了大学教授的正当需求，使真正的学术探究成为可能。　　1939年3月，陈立夫就任教育部部长后，屡发训令，采取种种措施对大学加强控制，诸如统一颁布大学科目表，统一课程， *** 材，实行毕业考试总考制，等等。这些举措当即引起联大教授的群起 *** 。联大为此专门召开学校教务会议，要求学校致函教育部转述教授们的意见。这就是著名的《教务会议呈常委会函》。文中说：　　“拂大学为更高学府，包罗万象，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教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有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这份教务会议的意见书，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在一定意义上，它是西南联大的办学宣言。酣畅淋漓地表达了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根据。好在当时的教育部还知道大学是教授们的大学，教授们是不好惹的，有好教授才有好大学，无好教授哪来好大学？末了只好知难而退，不了了之。　　说学术自由，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包容了各党各派的教授与学生。虽不能完全指出谁是哪一党哪一派，但至少可以说在联大之下左、中、右都有。教授方面，有属于左派政党的闻一多、曾昭抡先生；在民主社会党中有潘光旦、费孝通先生；无党派而批评 *** 的有张奚若、陈序经先生；比较中立而对 *** 常有意见的有陈岱孙、王赣愚先生；属于 *** 反对派的有钱端升先生；属于 *** 批评派的有周炳琳、杨振声先生； *** 开明分子有冯友兰、雷海宗先生；三青团的有姚从吾、陈雪屏先生……党派虽说形形 *** ，但都能在学术自由的大旗下各不相扰，“同无妨异，异不害同”，“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对此，联大常委梅贻琦的态度是，“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所以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联大的教授们享有较高的学术自由，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那个年代，教授们能够自由流动，自由选择职业、居住地和生存方式，在流动中比较、寻求最适合于自己的职业与归宿。潘光旦曾说过，经常流动的人是做不成学问的。其实不流动的人也做不成学问。适当的流动才能做出学问。有人统计过北大、清华，南开和北师大在1949年前100位教授的流动情况，他们平均自由流动三次，多的达四五次。　　冯友兰教授做了八年联大文学院院长，他是极赞成学术自由的。他认为，对于大学，国家社会要持不干涉的态度，国家社会要予他们研究自由，并且要给予他们选择人才的自由，外边的人不能干涉。联大的贺麟教授1941年写过一篇《学术与政治》的文章，他说，“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不能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她有她的大经大法，她有她神圣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广大的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　　除了学术自由，西南联大再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教授治校。联大的更高行政机构是常务委员会，由三校校长组成。校一级民主管理机构主要有校务会议和教授会。校务会议由联大常委主席召集，由常委委员、秘书主任、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代表12人组成，其职能主要是：讨论“本大学预算及决算；大学学院学系之设立与废止；大学各种规程；建筑及他项重要设备；校务改进事项；常务委员会交议事项。”教授会则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其权限是：审议“教学及研究事项改进之方案；学生导育之方案；学生毕业成绩及学位之授予；建议于常委会或校务会议事项；常委会或校务会议交议事项。”此外，联大还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聘请教授和高级职员为委员，由一名教授任主席，以解决各种专门问题。由于上述机构都由教授充任，所以在做出各种决策时，大都能体现教授们的民主意愿。这使教授们普遍感到，“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　　三、科学的人才培养模式　　西南联大之所以培养出众多的一流人才，与其推行通才教育的培养模式极有关系。二十世界三四时年代，我国大学教育界曾有过一次是培养通才还是培养专才的激烈争论。起因是为改变当时重文轻实、建设人才奇缺的状况，1932年5月陈果夫在 *** 中央政治会议上提出《改革教育方案》，主张“全国各大学及专门学院自本年度起，一律停止招收文法艺术等科学生，暂定以十年为限。”此论一出，教育界一片哗然。“真个停办各大学文科十年，全国教育将要因此退化五十年。”　　梅贻琦等人则力主在大学推行通才教育。他在《大学一解》中，积极坚持“大学之道，在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他认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大学的重心在培养通才，而社会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又从何而来？梅贻琦说：“大学虽重要，究不为教育之全部，造就通才虽为大学应有之任务而造就专才则固别有机构在。”这些机构“一曰大学之研究院”，“二曰高级之专门学校”，“三曰社会事业本身之训练”，都可以担负培养专才的任务。　　为实施通才教育，西南联大实行灵活的选课制，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联大的必修课大都开在一年级，到三四年级绝大多数课程都是选修课，选修课的比重较大，一般要占到总学分的60%以上。据统计，联大八年，开出了1600多门课程。联大规定，文学院学生要必修一门自然科学课程，同时要必修两门社会科学课程。理工科学生所修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则更为丰富。他们可和文科学生一样，经常聆听许多著名文科大师的教诲。有些课程因名额有限，许多学生未能选上，他们就不要学分，抽空去旁听。钱穆先生讲授的中国通史课，正式选修的只有几十人，而旁听竟有数百人！性格怪僻、行事荒唐的刘文典先生讲授《红楼梦》时，也曾出现因听众较多而三易教室的事情。一位学生在听了这些名宿的精彩讲课后，佩服的五体投地，大发感叹：“现在才真正明白什么叫‘朝闻道，夕死可矣’！”后来，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教授作家到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其实，自由只是联大风格的一个方面。其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从不在哪一所大学之下。联大实行学分制，同时也规定学生必须学习期满四年。其《教务通则》规定了学分数与年级的关系；一年级以上之学生，其年级依所得学分编定之；已得33学分者，编入二年级；已得66学分者，编入三年级；已得90学分者，编入四年级。但“党义”、“体育”、“军事训练”之学分不计在内。成绩计算采用百分制，60分为及格，如果学生一年中不及格课程的学分数占总学分的三分之一，须留级；达二分之一者，则自动退学。不及格者不予补考，学分为零。选修课不及格者，可选其他课以补足学分。若是必修课不及格，下学年须重修，隔年再修，即使及格了也不记学分。联大工学院有位教授甚至在学生考试中定了一条这样的严令：凡小数出错，错一位，其分数乘以10%，错两位，乘以1%。此举让每位学生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松懈。因此，有人称联大的管理模式是无为而治，外松内紧。正是这种无为而治、外松内紧，才使得联大教授年年有著述，学生代代人才辈出，在现代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科学发现的经验表明，对正常条件下发育完美事物的本质研究，能使我们获得较全面的认识和发现，但对不利条件下茁壮成长的特殊事例的典型研究，常常帮助我们对事物的本质认识得更加深刻，并由此发展出新理论，因为事件异常，总是把事物的本质机理暴露得更明显。在处境险恶、艰辛备尝的条件下，西南联大无论是取得的学术成就，还是它所培养的人才，都不能不令世人刮目相看。现如今，我们正在全力推进教育改革和教育创新，积极创建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西南联大成功的办学实践无疑应是我们学习、借鉴的典范。　　对照西南联大的办学实践，有这样几个问题值得我们今天的办学者。其一，名师出高徒。西南联大之所以培养出了众多的一流人才，是因为联大聚集了一大批会通古今、会通文理、会通中西的大师，随便提出联大的一位教授，其成就都会使我们今天的人称羡不已，自叹不如。我们今天的大学校园里还有没有这些会通古今、会通文理、会通中外的人物？我什么东西让这样的人物消失了？　　其二，西南联大之所以人才辈出，与其推行通才教育的培养模式极有关系。我们自1952年实行院系调整以来，学习所谓苏联经验，适应经济建设的迫切需要，以专才教育代替通才教育。还不仅如此，发展到现在，连中学里也是文理分科。前北大校长问：为什么我们没有培养出文科大师？其实，又何止没有培养出文科大师，理科大师又培养出几何？　　其三，西南联大之所以大家云集，学术成就众多，还在于其推行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大学自治。我们的高等教育改革已行之有年，但改来革去，步子终归不大。对外，总是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大学中的主要事情都得由 *** 及主管部门定夺；对内，学术管理让位于行政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