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泰山记和赤壁赋的不同

《前赤壁赋》特点是“以文为赋”，《登泰山记》是“桐城散文”，初看似乎相似点很少，但仔细研读，这两篇文章其实可在主题的互补整合上做文章。

两篇文章均写于作者的失意之时。但同样面对不公平命运，苏轼与姚鼐的选择却又有很大区别。

先看泛舟赤壁的苏轼：

他先把自己的皮囊假托成一个悲情的”客“，这个“客”一悲英雄永逝（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二悲个体渺小（寄浮游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三悲人生短暂（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四悲壮志难酬（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悲从中来，不可断绝。这源于他儒家的事功思想。随后，苏轼心中的道家思想又以“主”的身份来宽慰儒家的悲怆，这个“主”分别以水月为喻，讨论了如何从变与不变两方面辨证地看待自然与自身。逝者如斯，江水奔流到海不复还，人不能连接两次踏入同一条河中，这是变；江水滔滔不绝，亘古如斯，这是不变。“月有阴晴圆缺”是变，“江月年年只相似”是不变。如果从事物变化的角度看，天地的存在不过是转瞬之间；如果从不变的角度看，则事物和人类都是无穷尽的。不要慨叹人生苦短，生不逢时，物我同一，生死同一，人生的意义可以永恒。于是乎苏轼的精神主体与世间躯体就“相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了。苏轼的解脱方法实是佛道圆融，从一定角度看也是一种自我麻痹——对于封建君权下的士人来说，这种圆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因为另起炉太劳累，在这种圆融中可以明哲保身，熬到下一次被皇家启用。

再看登泰山的姚鼐：

“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他不怕路途艰辛；“古时登山，循东谷入”，但他“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他不怕走“异路”；正因为如此，他看到了“苍山负雪，明烛天南”的夕阳壮丽，看到了“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的朝日磅礴。登泰山的历程其实就是姚鼐面对不公正人生的选择历程的写照，他不走常人之路，不怕另起炉灶，敢于舍弃已有的“坛坛罐罐”。

用个形象的比喻：

如果说苏轼和姚鼐面对的现实都是一个大黑球，苏轼能从这黑中看到一丝自慰的光明，并把它扩大，知黑守白，黑白交融，形成一个太极球；这个太极球向前滚动，可以走很远很远，但人终究只能在这个球中生存，变化。空间有限，改变亦有限。而姚鼐虽受的打压相对温和，但他的解脱之法却异常决绝，他没有滚太极，而是把这个大黑球捅破，他选择的是对旧有选择的放弃，另寻了一片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