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有感2000字

有些惭愧的说，作为一个大学生，我居然没有怎么仔细阅读过中国的历史，一直都无法由衷的感触些什么。但当我通读过《资治通鉴》后，我发现心中竟不住的汹涌澎湃。那些历史情节，仿佛历历在目。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的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共294卷，历时19年告成。它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26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盖世英雄陈汤，率领远征军，在首都长安遥远的西北，在距离三千四百公里外，中亚巴尔喀什湖西南，击斩匈奴郅支单于，砍下人头，向中央献捷时，指出：“胆敢冒犯强大中国的，距离再远，也要诛杀！”豪气上干霄汉。

千年之下，我们仍听到这个声音，为之热血沸腾。英雄们为了解放，为了和平，揭竿而起，奋勇抗敌，其精神可歌可泣，永垂青史。匈奴汗国最终向中国臣服，并不是全因为中国有此力量，更关键的是匈奴内部分裂。而这再一次向历史证明：一个不能团结的国家或族群，必然衰弱。匈奴如不分裂，郅支单于的人头，也不会悬挂高竿。

然而当中国前程似锦的时候，我们的君王们开始享受起衣食无忧的奢侈生活。在荒淫无度的生活背后，浮现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暴君，昏君还有那些腐朽的伪善的爪牙。他们的残忍，他们的自私，让我汗颜；百姓的呻吟，百姓的嘶喊，让我触目。于是人们在乱世中学会可自救。

中国帝王被杀，不自杨广开始，但杨广被杀，却是人民自救——聚众起兵、反抗暴政的结果。也是历史上第一次，人民自救转变为官员和军人自救的结果。杨广能力的高强，使人惊骇，他只用短短十三年时间，就毁灭其父杨坚建立起来的富庶强大无比的帝国，而且只用更短的五六年时间，就能迫使忠心耿耿的猛将勇士反叛，没有人能做得到这些，而杨广却做到了，他的奖状是一条绞绳。

每次政变，都引起屠灭三族的惨剧；每次兵变，更是死人山积——寿春一连发生三次叛乱，几乎空城。诡诈、残忍、勾心斗角，遍地是血。然而，那些不成才的野心家，只看到荣华富贵，却看不到血；只看到自己如锦的前程，却看不到人民苦难。今天还是炙手可热的神圣人物，明天霎时间变成国家蟊贼，全家斩首，还把千万无辜的男女老幼，也带入刑场。官员的尊严靠赤裸裸的军事力量维持，是和非、对和错，全看你是胜是败？人性急剧堕落，种下未来更悲惨命运的基因。

面对暴君的暴行，我们如果沉思，会忽然间汗流浃背。因为，如果换一下位置，我们真的可能就是他！这是多么可怕，权力能改变人性、扭曲人性、消灭人性，喝了不受制衡的权力的毒酒，美女都会变成青面獠牙，何况本来就有一颗邪恶的心灵，我们痛恨他们之余，还为他们痛惜：为什么让他们服下这种毒酒！

真的感谢司马光先生，假使没有《资治通鉴》，时到今天，恐怕全世界没有一个人能提供一个轮廓；作为一个读者，我是何等幸运。问题是，读史者的幸运，不一定是造史者的幸运，甚至往往是造史者的悲哀。因为我在这里听到了太多官员的假话谎言，和太多人民的哭声喊声。这就让我在缅怀历史的同时，也该从中学到些教训，不让历史重蹈覆辙。

司马光从幼年时期就好史学，为官后，将战国和秦代的史事编写成八卷，进给宋英宗，很受英宗赞赏，命他继续编撰。为此特设一个史局，由他自己选用助手，他选定了刘恕、范祖禹和刘攽作为主要助手。当时北宋的局势比较稳定，政府收藏的书籍很多，他们可以任意参考。

《资治通鉴》中唐朝中后期的历史很详尽，有六十多章，可以看到一个大帝国怎样慢慢地变成了分崩离析的藩镇割据的局面。从代宗的放任开始，到唐德宗的无奈，有宪宗、武宗的振作，到昭宗的任人使唤。即使宰相有像陆贽、李德裕，也只能振作一时，而不能改变历史变迁的常态。

在割据势力强盛时，不得不缓缓而动。唐德宗开始武力削藩，导致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叛乱。后来转变态度，对藩镇一味姑息。唐德宗即位之初，雄心壮志，图强复兴，实施革新。但一遇挫折，这些措施便消失殆尽。所以子曰：“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为政也是这样，一开始不熟悉情况，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措施才能有所兴。

这是一部可以媲美《史记》的史学鸿著。千百年来，多少帝王贤臣、鸿儒大家都频频为其作注，足见其在史学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司马光眼中，这是一个周道衰落，纲纪败坏的年代，三家能够堂而皇之位列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司马光借此欲阐述的是一种正统儒家的正名理论。“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就是这种理论的核心。君臣之位，如天地不可易位一样牢固。所以，虽然微子有德，他不能取代纣这样的暴君；虽然姬重耳功大，死后不能隧葬；虽然齐、楚、晋、秦势强于周，不敢轻易取而代之。在柏杨先生眼中，这种极端的传统就是一种反动，在历史的潮流中一次又一次的被强权羞辱（宋为金所驱就是一个最大的讽刺）。而我觉得，今天的中国恰恰需要这样的一种礼教和名器。混乱的价值取向，拜金的社会潮流，贫瘠的文化涵养，道德底线崩溃，导致国人在人生观中太需要一种共同的正统的思想来领导，并且给所有人以福祉。今天，西方文化占据着主流，接受的成本低，回报高。不要怪国人崇洋，而是“名不正则民手足无措”。

在时间顺序上，三家分晋之前的大事是智伯之亡。用司马光的形容，其人美须鬓长，射御力足，伎艺毕，巧文辩惠，强毅果敢，缺少的仅仅是一点仁君之德。最终，智伯帅韩、魏攻赵，为三家所杀灭族。战场中最经典的一个场面是，智伯决水淹晋阳，赵指日可下，他得意忘形而道“吾今乃知水可以亡人过也”。听者有意，汾水可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一旁的韩康子和魏恒子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打算。唇亡齿寒，这不是把盟友推向敌营么？二家终叛，智氏遂亡。不过，从智伯的表现看，固然其是无德之君，我倒有点怀疑他的智力问题。此篇末，司马光遂展开关于才和德矛盾关系的讨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在我看来，司马光的思维简直就是最天真的二分法了。岂知，人性本来就包括善恶，一个好的社会和制度能够压制人性中恶的部分，发掘人性善的那面。过分强调品德，使很多朝代的根基毁于庸才之手。

读史书，让我对那一个时代人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无比的好奇。比如豫让为刺杀赵襄子，“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聂政杀韩宰相侠累后，为不牵连其姐姐，“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一个血雨腥风，死士辈出的时代，无论是为义还是为利，都让我敬畏，因为无法接触到其内心世界，也许这也是中国史书的一种缺憾吧。

这一段历史还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就是吴起，背负“母死不奔丧，杀妻以求将”的这样一种坏名声，吴起仕鲁，大败齐军；投靠魏后，“将三军，使士卒乐死，敌国不敢图谋”，“守西河而秦兵不敢东乡，韩、赵宾从”，后为武侯所疑，往楚国为相，南平白越（江浙，福建一带）， 北却三晋，西伐秦，强盛一时。可怜吴起英雄一世，最终还是死于非命，为楚贵族所杀，死前躲在悼王的尸体后面躲避乱箭。叛乱者后来因为射王尸也没有好的下场，死后复仇，我不禁惊叹于吴起的智慧，然后不免辛酸，这种将相全才，在哪里都是改变全局的人物，可怜英雄惹人妒，犹得后世读者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