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全球通史有感6000字

　一、中国为什么存在城管这种独特的生物?

正如美国的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述，中国历史更替几千年，基本更替的原因从来没有过变

化。

一开始，新王朝的口号永远都是均田地，共财富，也确实这么做的。土地被均分给农民，财富重新

洗牌，朝廷统一征土地税人头税以充财政开支;之后，某些人利用自己的聪明勤奋，或者依仗朝廷里有人，兼

并了其他人的人土地，若干时间过后，依仗土地带来的财富，继续兼并土地，买通政治，获得其他产出财富

的资源。

　　这个过程经历几十几百年之后，穷者愈穷，富者愈富。

但这本身并不成为问题，问题在于朝廷的征税却因为兼并税收减少，富者可以通过政治或其他原因

避税，原来的100个有产者成为了1个有产者加99个无产者，那剩下的有产者无论如何不会交之前同样的税

收，而国家官僚体系在没有约束下，总是以膨胀的姿态发展，帝国财政入不敷出。

最后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国家对无产者加重税负，而无产者的财富正在减少。当临界点到达，农

民起义就来了，之后又是这个国家末代王朝老套的情节，一年之内上百次的农民起义，均田地共财富的口

号，诸侯镇压，游牧民族入侵，2000年的历史重写了无数遍的情节。

　　所以，中心就只有一个税收。

世界历史从农业时代开始，无论哪个年代，中心都是财富，也就是剩余价值。这也是每一次战争和

社会变革的中心。中国社会也如此。

　　所以，中国城管的存在，不是维护市容，而是维护税收。

这个国家当今的几乎全部税收是间接税收，也就是向企业征税，回到消费者头上。如果允许街头小

贩的无限增长，就会严重打击店铺的经济，而国家问店铺收取的大量地税营业税等无处收取，这个结果会导

致跳过之前的所有过程，直接到末代王朝模式。

　　这个道理非常浅显，可是国外是如何解决的。

首先，如果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进一步提高，街头小贩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就像现在大城市街

头盒饭越来越少，并不是因为城管打击，而是因为大家觉得不卫生，有条件去稍贵点的饭馆，而不会去街头

吃便宜不卫生的盒饭。而原来卖街头盒饭的商贩也可能因为有了更好的工作，更好的生活而停止贩卖。

另外，这个也取决于税收的组成，间接税、直接税的比例，这个过于专业，不敢妄言。唯一知道的

是，我们国家大多数是间接税，这缓和了大家的情绪，觉得自己并没有缴税。但影响也是显然的，所有税负

几乎都加在了商家头上，尤其是小型和微型的商铺上，你不打击摊贩，店铺就要倒闭，国家就收不到税了。

因此城管必存，城管取消，这个国家的结果可想而知。

　　二、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里为何没有一本世界性的通史?

显然，通史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开始渴望了解过去的产物。在近代以前中国几千年的社会

发展中，编写了蔚为大观的史书，但是不可能有对全球历史进行叙述的史书。实际上，连研究欧亚大陆甚至

于东亚圈的通史都不可能产生。唐代是中国古代一个空前绝后繁荣的时代，疆界远至近日的中亚，但是仍然

不会产生哪怕范围稍微扩大的史书，最多只有一些游记而已。从现代的角度理解，编写通史远不止是简单的

技术问题，根本的，它涉及到对于人类自身的反思和再理解。这样看来，在人类发展历史的纵轴上，在某个

时间点之前，通史的产生是不具备条件的。它不像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导致工具和技术的进步那样自

然。或者作作的说，影响通史产生的变量更为多样、复杂。

如此，通史观点或者通史性的历史著作在西方产生也是必然的。个中的原因现在人所共知：正如书

中提到的那样，从15、16世纪开始西方文明首先开始全球扩张并领先于其他的地域文明，且时至今日仍然占

有绝对的优势。

再来谈谈中国的史书。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一直到清代，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史书，包括史书性

质的游记、笔记等。试想这些史书除了对考古、某些学术研究有参考价值外，还有什么作用呢?这些史书几乎

成了皇帝和臣民的默认契约书，无论是官修还是民编。皇帝从这些史书中试图寻找让臣属文死谏，武死战的

依据，而臣属试图通过史书来提示或者暗示皇帝应如何才算是圣明，双方以史书为媒介进行着沟通，各取所

需，达到各自都能接受的默契程度。从这

　　一点来说，中国的史书对于维护传统社会的形态和稳定真的是深藏不露啊。

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欧洲所编写的史书似乎远较同时代的中国为少。但是，这对于他们几乎没有什么

影响。在他们看来，只要有一部《圣经》足矣。在某种程度上，《圣经》的出现、传播是西方文明发展过程

中最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混乱的欧洲有了共同的准则(即使后来发生了教派分裂)，一般平民也有机会借此学

习文字，德意志的文字得到了较好的统一，民族和国家意识也因圣经刊印所用的文字而得以萌芽。后来教皇

和教会的权力过大导致的灾难当然也是它的不幸。虽如此，仍不能掩盖《圣经》对西方文明直至今日的伟大

历史功绩。缺少了系统性史书的欧洲，因祸得福，少了成文规则、繁文缛节的羁绊，有的只是内心驱动下对

社会、自然的改造。

比较而言，中国的史书虽然也可以看成是行事准则，但是并不具有如圣经那样的普世意义，它的约

束力较弱，人们畏惧的还是皇帝的金口玉言，任何人都不得触逆龙鳞。《圣经》则得到了包括上至教皇、皇

帝，中至领主、骑士，下至农夫、佃户的一致支持，虽然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和利益。

《全球通史》 是一部值得让人回味无穷的史书，可以引发许多思考。我思故我在，多读史，多看

报，多思考，乃新闻工作者必须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