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念刘和珍君的语言风格

一、在创作原动上，他善于摄取“现代社会的魂灵”，他深感世态炎凉，窥熟于“世人的真面目”，尤其对那“宁蜷伏堕落而恶进攻”的国民精神深感愤怒。（人教社教参）他的写作就是以所谓世态人情为着眼点来看取社会与人生，摄取其“魂灵”给人以惊心动魄的警示。作者是浸润于中西文明的知识种子，他深感时代进步对于中国社会特殊的作用；在文明与野蛮的残酷较量中，他尤感文明的无力和孱弱，而野蛮是多么的凶残与下劣，特别是那些自甘堕落、为虎作伥的阴暗“动物”们的所作所为！他除了用笔于“始终微笑着”、“从容转辗”“干练坚决”的刘和珍与杨德群们，展示中国女性的勇毅和温和，“虽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的形象；还着眼于罪恶的段政府，下劣的无耻文人，以及那些庸人与“闲人”，文中虽没有勾画他们的“尊容”，但强烈的比照与暗示使那些在阴暗潮湿里的阴暗物们显得多么的丑陋！这种比照与暗示极具有战斗性与鼓动性，可以说这是该文不同于一般悼文的地方。

二、在创作的立场与原则上，有一点通常被人忽视了，就是那个在《故乡》中就已经显露的人道主义思想和现实主义的怀抱与民族之爱。我们知道作者有生计流离之忧，但他又有着中国历代正直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可贵品质，尤其是杜甫以来的关怀政治现实与民族前途的人们身上所具有的。在意识的层面上，“我”更多的是传达出一种“叹息肠内热”的文化—政治情绪，因而读来颇能撼动人心。作者为何对“三·一八”惨案如此地表示出自己极大的愤慨呢？这不外于戮杀烈士或青年使他感到极点的悲愤。“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消亡。”他仍然是从进化论的角度，坚信未来必胜于现在，而青年代表未来，知识就是文明与未来的标记。他将议论提高到民族存亡的高度，足以见出他的制高的峻拔与浑厚，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强烈的期待。而这些都厚寄于传承文明与进步知识的人们身上。他对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与道义感的苛求程度是如此的强烈！因此，正如到见一枚硬币的另一面，我们对作者为什么尤痛斥无耻文人的阴险论调就不难理解了。